汤嘉琛专栏
　　8月16日，一名老人在打印上访材料时遭文印店“暗中举报”，随后被山西省稷山县公安局“成功稳控”。看到这则令人胆寒的新闻，我立马想到了一篇名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一个士兵应该说些什么》的小说——作者在文中虚构了一个极其荒诞的情节，称福建沙县小吃并非为挣钱才开遍全国的，它们其实是隶属于安全部第九局的特别行动机构。
　　除非是阴谋论的拥趸，心智正常之辈断然不会相信街边的苍蝇小馆和文印小店会有何等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发生在稷山县的这一幕似乎意味着，虚幻与现实的分野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有些你曾以为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很可能正在我们身边真实上演。事实上，今年年初，北京大学保安部门与北京燕园派出所就曾联合发布通知，禁止北大校内29家文印店复印上访材料。
　　由此可见，让复印店充当截访工作的情报点和收风站，可能并非只是稷山县公安局的“创造性发明”，而是早已成为各级信访部门稳控的一条“成功经验”。依托复印店这种既隐蔽又无远弗届的触角，信访部门足以构建一套完备的信息监控体系，进而及时阻断访民们的上访之路，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而复印上访材料也会被“稳控”的威慑效果，增加了访民选择上访的风险成本，也使得他们的维权空间更加逼仄。
　　跳出稷山这起“上访未遂”事件，我们不妨想想为何会有那么多人走上上访之路。中国民众有崇尚清官的历史传统，在一种朴素的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的惯性支配下，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总倾向于认为，上级国家部门会有“清官”替自己做主。在官民信任关系屡被侵蚀的大背景下，这种敦厚的信任感殊为不易，如此，政府部门应该尽可能地善待那些仍对信访制度抱有期待的访民，创造条件来倾听他们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而不是一味地阻截、遣返访民。
　　从本质上讲，信访制度是一种民情上达和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一方面，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来反映社情民意，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让信访制度承担着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职能；另一方面，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也是老百姓的宽慰剂。但不可否认的是，信访制度原本良性的制度初衷在近些年的执行过程中严重异化，一项旨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安排，有时反倒成为社会冲突的制造者。
　　不过，稷山县公安部门似乎并没认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官方微博来看，他们似乎对复印店“暗中举报”新式的截访手段颇为得意，甚至以为找到了完成维稳任务的捷径。但既往事实早已告诉我们，在信访制度的利益博弈中，公安和信访部门的布控越缜密，就越容易激发访民们的对立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让文印店成为稳控的一部分，既在本质上违背信访制度初衷，也在事实上对社会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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